順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張家口北部長城小（西）境門西側(cè)近百米的地方，又開了一座大城門，這座大城門是西境門功能的延續(xù)，也是西境門文化的延續(xù)。 而且相對西境門來講，此門可謂巨大。 因而，沿襲舊稱，稱新門為“大境門”。　　因為有了大境門，人們便把原來那座很小的西境門改稱“小境門”。 時日久了，人們叫西境門反而生疏了，甚至官方文件中也把西境門改成了小境門。

       清末民初大境門區(qū)域

　　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清廷宣布張家口為開放商埠，張家口的經(jīng)濟逐步被卷入世界市場的旋渦中, 張家口成為了一個國際貿(mào)易場所。 因此，張家口也就有了一個國際域名“KALGAN”（音：卡勒根）。

　　1849年俄國外交部任命的俄國東正教第十三屆駐北京傳教士團監(jiān)護官葉戈爾·彼得羅維奇·科瓦列夫斯基從張家口經(jīng)過，他把張家口稱之為“哈勒嘎”，他說：“‘哈勒嘎’是蒙語，是‘大門’、‘城門’的意思，我們從蒙古人那里知道了這個詞，然后把它改成‘卡爾干’，漢語里則叫‘張家口’。 ”

　　民國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商務(wù)印書館出版的《宣化盆地》說：“西人把張家口（大境門）譯為 KALGAN，也即是蒙語大門的意思”。

　　1908年上海商務(wù)印書館出版的 《英華大辭典》 和1911年出版的《英漢辭典》中，“張家口”一詞的對照詞條都是“KALGAN”。

　　大境門鐵壩

　　 （喬彥軍供稿）

　　歷史上，每年七八月雨季時節(jié)，由西溝和正溝下來的山洪沖擊著大境門外清水河西側(cè)河岸，給居住在這一帶的老百姓的生命和財產(chǎn)造成了很大威脅，歷界官府曾多次籌資修繕。 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王朝恩為北總河筑張家口石壩，建二郎廟，置鎮(zhèn)河牛。此后，乾隆十二年、乾隆二十四年、乾隆二十八年、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又多次增建大境門壩。

　　民國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宋哲元主持再次修筑攔水石壩。 施工中，壘砌石壩的每塊石條鑿刻四個梯形凹槽，凹槽與凹槽之間鑲嵌鐵扒鋦子，使大壩牢牢地連接為一體。 由于鐵扒鋦子數(shù)量巨大，石壩被稱為“鐵壩”。

　　張家口民間 “銅（通）橋，鐵壩，銀（營）城子”中的“鐵壩”，即是指這條鐵扒鋦子連接的大壩。

　　民國初年，大境門內(nèi)關(guān)帝廟前

　　張庫大道與張家口這座城市的發(fā)展、形成密不可分。 民國版《萬全縣志》記載：“張家口清光緒中葉，商賈輻輳，市面繁榮，殷實商號，麋集市圈（上堡）。 ”大境門內(nèi)關(guān)帝廟戲臺前開闊的場地就成為了交易商隊的停車場。當年，大境門內(nèi)外交易市場人聲鼎沸，真可謂一派繁榮。

　　大境門新時代

　　長城是一條紐帶，因其以長城為紐帶，所以稱為長城文化帶。 長城文化帶對于主體民族的形成與發(fā)展、 主體民族與長城帶各民族的關(guān)系， 以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(fā)展都曾起過重要作用。大境門的開通，是我們的先人反思了千百年的傷痛后的抉擇。大境門的開通，不但使得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原農(nóng)耕民族實現(xiàn)了融會貫通， 也促成了張家口及周邊地域經(jīng)濟的空前發(fā)展。 大境門是萬里長城線上的和平之門， 從大境門延伸出去的張庫大道， 是流淌著張家口人血脈的一條生命之路。

　　大境門的開通， 使得長城外的草原游牧民族與長城內(nèi)的農(nóng)耕民族遐邇一體，互通有無，實現(xiàn)了真正意義上的安定團結(jié)。大境門促成了農(nóng)耕文化與游牧文化在長城下的又一次大交流， 承載了中華民族又一次大融合、大團結(jié)的使命。

　　今天， 大境門是國家級歷史文化保護單位，是萬里長城文化帶上的璀璨頁章，也是張家口這座城市的地標建筑。